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行:出行。此指行军,出征。将:出征。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guān)?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玄:发黑腐烂。矜:通“鳏”,无妻者。征夫离家,等于无妻。
匪兕(sì)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兕:野牛。率:沿着。
有芃(péng)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芃:兽毛蓬松。栈:役车高高的样子。周道:大道。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什么草儿不枯黄,什么日子不奔忙。什么人哪不从征,往来经营走四方。
行:出行。此指行军,出征。将:出征。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guān)?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什么草儿不黑腐,什么人哪似鳏夫。可悲我等出征者,不被当人如尘土。
玄:发黑腐烂。矜:通“鳏”,无妻者。征夫离家,等于无妻。
匪兕(sì)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既非野牛又非虎,穿行旷野不停步。可悲我等出征者,白天黑夜都忙碌。
兕:野牛。率:沿着。
有芃(péng)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野地狐狸毛蓬松,往来出没深草丛。役车高高载征人,驰行在那大路中。
芃:兽毛蓬松。栈:役车高高的样子。周道:大道。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译文
什么草儿不枯黄,什么日子不奔忙。什么人哪不从征,往来经营走四方。
什么草儿不黑腐,什么人哪似鳏夫。可悲我等出征者,不被当人如尘土。
既非野牛又非虎,穿行旷野不停步。可悲我等出征者,白天黑夜都忙碌。
野地狐狸毛蓬松,往来出没深草丛。役车高高载征人,驰行在那大路中。
注释
行:出行。此指行军,出征。
将:出征。
玄:发黑腐烂。
矜(guān):通“鳏”,无妻者。征夫离家,等于无妻。
兕(sì):野牛。
率:沿着。
芃(péng):兽毛蓬松。
栈:役车高高的样子。
周道:大道。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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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间:指郊外所受场圃之地。桑者:采桑的人。闲闲:宽闲、悠闲貌。行:走。一说且,将要。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yì)泄兮,行与子逝兮。
泄泄:和乐的样子;一说人多的样子。逝:返回;一说往。
参考资料: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在一片很大很大的桑园里,年轻的姑娘们采桑多悠闲,她们一道唱着歌儿回家转。
十亩之间:指郊外所受场圃之地。桑者:采桑的人。闲闲:宽闲、悠闲貌。行:走。一说且,将要。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yì)泄兮,行与子逝兮。
在相邻一片很大的桑园里,漂亮的姑娘们采桑多悠闲,她们一起说说笑笑往家转。
泄泄:和乐的样子;一说人多的样子。逝:返回;一说往。
参考资料:
魏国地处北方,“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朱熹语)。然而,华夏先民是勤劳而乐观的,《魏风·十亩之间)即勾画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抒写了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魏风·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谓动乎天机,不费雕刻。《诗经》的另一篇《周南·芣苢》,也主要写劳动的场景和感受。但由于它刻画的劳动场景不同,诗歌的旋律节奏和审美情调也不同。《周南·芣苢》写的是一群女子采摘车前子的劳动过程,它通过采摘动作的不断变化和收获成果的迅速增加,表现了姑娘们娴熟的采摘技能和欢快的劳动心情。在结构上,四字一句,隔句缀一“之”字,短促而有力,从而使全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魏风·十亩之间》与《周南·芣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诗经》中在艺术风格上最具可比性的两首劳动歌谣。前人评《魏风·十亩之间》“雅淡似陶”(陈继揆《读风臆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确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但前者充满了姑娘的轻松欢乐,后者则蕴含着陶公的闲适超然;前者明快,后者沉郁,貌似而神异。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我徂(cú)东山,慆(tāo)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yuān)蜎者蠋(zhú),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东山:在今山东境内,周公伐奄驻军之地。慆慆:久。士:通“事”。行枚:行军时衔在口中以保证不出声的竹棍。蜎蜎:幼虫蜷曲的样子。蠋:一种野蚕。烝:久。敦:团状。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luǒ)之实,亦施(yì)于宇。伊威在室,蠨(xiāo)蛸(shāo)在户。町(tǐng)畽(tuǎn)鹿场,熠(yì)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果臝:葫芦科植物,一名栝楼。臝,裸的异体字。施:蔓延。伊威:一种小虫,俗称土虱。蟏蛸:一种蜘蛛。町疃:兽迹。熠耀:光明的样子。宵行:磷火。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guàn)鸣于垤(dié),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xīn)。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垤:小土丘。聿:语气助词,有将要的意思。瓜苦:犹言瓜瓠,瓠瓜,一种葫芦。古俗在婚礼上剖瓠瓜成两张瓢,夫妇各执一瓢盛酒漱口。栗薪:犹言蓼薪,束薪。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皇驳:马毛淡黄的叫皇,淡红的叫驳。亲:此指女方的母亲。结缡:将佩巾结在带子上,古代婚仪。九十:言其多。
我徂(cú)东山,慆(tāo)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yuān)蜎者蠋(zhú),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自我远征东山东,回家愿望久成空。如今我从东山回,满天小雨雾蒙蒙。才说要从东山归,我心忧伤早西飞。家常衣服做一件,不再行军事衔枚。野蚕蜷蜷树上爬,田野桑林是它家。露宿将身缩一团,睡在哪儿车底下。
东山:在今山东境内,周公伐奄驻军之地。慆慆:久。士:通“事”。行枚:行军时衔在口中以保证不出声的竹棍。蜎蜎:幼虫蜷曲的样子。蠋:一种野蚕。烝:久。敦:团状。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luǒ)之实,亦施(yì)于宇。伊威在室,蠨(xiāo)蛸(shāo)在户。町(tǐng)畽(tuǎn)鹿场,熠(yì)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自我远征东山东,回家愿望久成空。如今我从东山回,满天小雨雾蒙蒙。栝楼藤上结了瓜,藤蔓爬到屋檐下。屋内潮湿生地虱,蜘蛛结网当门挂。鹿迹斑斑场上留,磷火闪闪夜间流。家园荒凉不可怕,越是如此越想家。
果臝:葫芦科植物,一名栝楼。臝,裸的异体字。施:蔓延。伊威:一种小虫,俗称土虱。蟏蛸:一种蜘蛛。町疃:兽迹。熠耀:光明的样子。宵行:磷火。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guàn)鸣于垤(dié),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xīn)。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自我远征东山东,回家愿望久成空。如今我从东山回,满天小雨雾蒙蒙。白鹳丘上轻叫唤,我妻屋里把气叹。洒扫房舍塞鼠洞,盼我早早回家转。团团葫芦剖两半,撂上柴堆没人管。旧物置闲我不见,算来到今已三年。
垤:小土丘。聿:语气助词,有将要的意思。瓜苦:犹言瓜瓠,瓠瓜,一种葫芦。古俗在婚礼上剖瓠瓜成两张瓢,夫妇各执一瓢盛酒漱口。栗薪:犹言蓼薪,束薪。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自我远征东山东,回家愿望久成空。如今我从东山回,满天小雨雾蒙蒙。当年黄莺正飞翔,黄莺毛羽有辉光。那人过门做新娘,迎亲骏马白透黄。娘为女儿结佩巾,婚仪繁缛多过场。新婚甭提有多美,重逢又该美成什么样!
皇驳:马毛淡黄的叫皇,淡红的叫驳。亲:此指女方的母亲。结缡:将佩巾结在带子上,古代婚仪。九十:言其多。
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的《诗经》,其地位不仅仅在于它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在于它的题材广泛,真切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间的历史、经济、文化、爱情、战争等内容;而且艺术手法高超,写景、叙事、抒情都相当形象细腻,耐人寻味。且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豳风》中的《东山》,就是一篇表现战争题材的,抒情真致细腻的作品。
《东山》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叙述东征后归家前的复杂真致的内心感受,来发出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民的同情。
诗的开篇,以开门见山,直赋其事的手法,简明直接地表明故事的背景和缘由。“慆慆不归”,既是对离家久战的直接表述,也是离人思乡的间接流露。“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在敍事之中,插入景物描写,这是这首诗的一个创举。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所祖并发扬光大。“零雨其蒙”,既点出了当时的天气,属细节描写。使人更能如临其境,感受故事,又为全诗定下一个凄美感人的基调。更能够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接著直抒胸臆“我心西悲”。为什麼思乡的愁絮会在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因为作为一名拼杀疆场的军人,每天是过著“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为性命担忧时,思乡情绪会被时刻绷紧的神经暂时压制。但到了战争结束,归家指日可待时,思乡之情就会一涌而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战士能够结束战争生活,都赶紧解开军装,匆匆穿上平时的衣裳。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战士喜形於色、昐望早日和平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以“行枚”这样典型的行为,代指军旅生活,是用了一种借代的写作手法。《诗经》的艺术手法之成就可见一斑。
下面就是主人公对三年军旅生活的回忆。首先用“比、兴”的手法,“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通过桑虫的生活不堪,来比喻军旅生活的艰辛。使人还得还对战士产生同情。“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就是军人风餐露宿,枕戈待旦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独”字又是主人公内心孤独的体现,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天衣无缝。
《东山》的每段回环往复地吟诵,不仅仅是音节的简单重复,而是情节与情感的推进。
第一节是对过往艰辛危险生活的回忆,第二节就是对家乡的变化与前途的猜测。“果蠃之实……燿燿霄行”,这一小节说到,家破屋残,果虫相生,田园荒芜,鬼火燿燿……这是主人公内心挥之不去的担忧,也是战争破坏生产,使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的现实的反映与对战争的无情控诉。这种写法,使我们想起秦朝的民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裏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其写作方法可谓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山》的控诉战争的视角上,是与后代相同题材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它作品主角通常是平民,受战争之苦面流离失所,例如《石壕吏》《新婚别》;或者是从征兵的角度,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如《木兰诗》《兵车行》。而《东山》的主人公是一位参战的士兵。参加的是被人认为是正义的战争的周公东征,并且以胜利一方的身份凯旋。这裏没有雄赳赳的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同样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胜利没能使他逃脱战争的厄运,更说明了战争对於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从而给我们一个思考战争的新角度。
第三段是主人公遥想家中的妻子。通过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更加突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怀念。两者感情交相辉映,从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弦。这裏的写作手法,在后代诗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愰,双照泪痕干。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女主人公看到当时结婚时的器物,不禁勾起对丈夫的深深的思念。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是新婚不久就被迫分开的。更加突现诗的悲剧色彩。由此我们不禁想起题材相似的杜甫的《新婚别》。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源自《诗经》不无道理。
第四段是男主人公继续沉湎於对往事的甜蜜回忆当中。想到当年新婚时,那打扮夺目的皇驳马,那派头十足的接亲队伍,那光彩照人的衣饰……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甜美幸福!主人公又仿佛一下子从美好的回忆掉回现实当中,“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婚不久便分离,这三年来,家中变成怎样,她这三年的孤独如何难当,他三年的苦水又从何说起……想到见面,只怕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大家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如何复杂,如何澎湃难平!但诗中没有太多的叙说,只用了“其旧如之何?”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也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审美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思……
《诗经》的艺术美也一样,永远品味不尽,探究不完。因此,我们要继承好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